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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海入海,改革立信

 

桔子水晶酒店CEO吴海摊上大事了。一个多月前,吴海在网上发表了写给总理的5000字公开信:《做企业这么多年,我太憋屈了》,痛陈企业面临艰难的非市场环境:来自基层政府部门的种种不合理监管与潜规则。当时引起了广泛共鸣。

该信的内容很尖锐、很直白。如“企业是个不敢反抗的奴才,公仆是爷不是仆”;“政府管理人员是大太太的孩子,国企是偏房生的,而私营企业则是婊子生的”;“我们行业很怕三节:端午、中秋、春节,那是我们缴纳‘特种税’的时段”……

该信提供了许多鲜活的案例,让人深切感受到:科长与办事员对企业的自由裁量权实在太大了。这又一次印证了柳传志的一句话:一个小科长使坏,都能把企业整个半死。

后来,该信居然惊动了中央。李克强总理、汪洋副总理及国务委员杨晶均做出批示。2015514,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在中南海召开了座谈会,吴海在会上感慨:“第一个没想到总理能收到这封信,第二个没想到总理和国家对基层企业这么重视。”

吴海入海,至少有两点意义。一是说明国务院搞简政放权不是虚应故事。以抓典型的方式立信立威,也是一步好棋。二是在地方层面的公共治理改革完成之前,吴海管的企业因此有了一道强大的护身符。那些想要滋扰橘子水晶的科长与办事员们,事先可得掂量掂量了。别装外宾说这一套不符合法治原则。在当下中国,用权力管住权力既是合理的,也是有效的。

怎么才能让中国天空下的企业都能有这样的护身符呢?那就要把简政放权进行到底,兑现“新两个凡是”,政府归位,把市场的还给市场,把社会的还给社会。简政放权的精髓在于缩减权力、限制权力与规范权力。下文结合吴海的信逐次尝试一下这三个方面。

其一,削减行政审批的改革就是要削减政府的权力。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让“简政放权”齐头并进:“简政”是缩减官僚机构规模,“放权”是通过行政审批改革向市场、社会及地方放权。缩减了多少行政审批,就应计算可以缩减多少工时与人员编制。如果审批减了编制不减,那科长与办事员一定不会自甘成为闲者,一定会千方百计管事抓权。

吴海在信中举了一个例子。要把老旧建筑改造成酒店,理论上只要符合建筑与消防安全,只要工商允许做企业的楼就可以。但在实际操作中,N多部门都抢着管事抓权。每个部门都规定什么样的建筑可以用于商业,本来属于工商部门的事情就变成了每个部门的事情,而每个部门的规定不一样。哪个都是大爷,企业只能战战兢兢,给每个大爷都笑一个。

讲深一层,这里有个食税人/纳税人的逻辑。科长与办事员是食税人,一则要靠财政供养,那是纳税人的钱,二则可以通过管事与抓权设租寻租,推高交易费用,那是社会财富的白白浪费。减少科长与办事员的编制,就一下子减了这两部分成本,让企业有了更大的自由呼吸空间,也给官僚机构管事抓权的倾向来个釜底抽薪:人都没有了,还怎么抓权?

其二,限制行政执法权,原则上尽量把执法权收到警察部门一家。此话怎讲?一个执法部门上门,对企业经营的某些方面行使调查权,随后能根据调查的结果进行处罚与采取强制措施,这一切甚至不需要法官的搜查令或判决。这种执法权其实就是警察权,甚至是警察权+司法权。如果考虑到执法的依据常常是部门规章甚至一个红头文件,那还得加上立法权。

为什么在吴海眼里,几乎每个政府部门都是大爷?就是因为这些部门的科长与办事员在他们的管事范围拥有执法权/警察权,能像警察一样行事。如果原则上警察部门才有执法权,其他政府部门要执法必须通过警察,警察要处分财产等必须要有法官的判决或决定,那科长与办事员也就无法兴风作浪。这就是法治。在法治之下,企业还用怕科长吗?

其实,最了解执法权/警察权泛滥倾向的还是地方政府。有一些地方为了发展经济,对引进的重点企业实行“挂牌保护”,内容如“无县人民政府行政执法介绍信,任何行政执法部门不得进入本企业”。媒体会觉得这破坏政令统一,但这是以权力管住权力的有效之举。

其三,消解自由裁量空间,让权力标准化、程序化。对权力而言,“法无许可皆禁止”才符合法治原则。对此,一个合理的推导是“程序无许可非权力”。现在搞的权力清单不错,但要更进步一步做到:清单上的每一项权力,科长与办事员都只能遵循标准化的程序流程,程序之外没有自由裁量权。

李克强总理倡导互联网+。互联网+政府大有可为。大部分权力都可以计算机程序标准化。吴海或吴海管的企业要办事,只跟App或电脑界面打交道就行了。科长与办事员成了后台人员,就像银行数据中心的员工一样,根本没有机会与企业照面,还怎么寻租?

吴海入海,改革立信。衷心祝愿简政放权与公共治理改革早日成功,从而开启大众创业、万种创业的更大舞台。改革梦,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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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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