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自由威权第一人
人谁不死气凌空。
李光耀可以自豪于新加坡的成就。新加坡仅716平方公里。1959-1991年，李光耀做了32年总理。1960年，新加坡人均名义GDP为428美元，1991年达14504美元，年增12%。新加坡人口可是从144.6万（1957）增至313.5万（1991），翻了一番有余。
新加坡用一代人时间，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历程，有人说因为自然禀赋好，有人说因为传承了英国的法治。不过，这些因素并非充分条件。没有李光耀本人的眼光与作为，有再好的禀赋，其潜能也发挥不出来。
李光耀做对的，包括但不限于：厉行第一世界的法治与公共治理标准；对外开放，吸引外资；限制工会特权，让企业家敢于下注；奉行低税率，对商业友好；不搞寅吃卯粮的西方福利制度；不搞压榨工作者、年轻人与下一代的现收现支社保；建立纯个人账户式中央公积金制度、令每个人对自己负责与对自己的家庭负责。核心是经济自由与个人自负其责。
把时间拨回到二战后，李光耀能做到这些令人惊叹。其一，当时整个东南亚都面临极左与民粹风潮的挑战。新加坡就像汪洋大海中飘摇的一叶扁舟，如何抗得住？
其二，李光耀从做工会律师起家，随后成为职业政治家，创立人民行动党。该党拷贝了英国工党的意识形态：反殖民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人民行动党曾是社会党国际的成员。
一个左翼政党搞经济自由主义，搞对外开放，坚决不搞福利国家，听起来是何等的离经叛道。李光耀与人民行动党是如何做到的？
这得归功于李光耀的务实态度。他最大的关切是，在民粹风潮与强邻环伺之下，如何确保新加坡的生存、稳定与繁荣。即使在对英国工党纲领几乎照单全收的早期，李光耀与人民行动党都拒绝追随其大搞国有化。
李光耀看不惯“新殖民主义”与“依附”理论。这种理论说，发达国家搞“新殖民主义”，从发展中国家购买原料，又向发展中国家出售消费品，后者日益成为前者的原料产地与销售市场，从而“依附于”前者。
此说不值一驳。自由贸易是帕累托改善，交易双方都得益，只要是自愿，就谈不上谁剥削谁。中国从澳洲进口农矿产品，并向澳洲出口消费品。难道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对发达国家澳大利亚反过来搞“新殖民主义”了？
李光耀的结论是：“我们的生存原则很简单，只有一个：新加坡必须比本区域其他国家更加刚强勇猛，更加有组织和富有效率……尽管我们缺乏国内市场和天然资源，我们一定要提供条件让投资者能在新加坡成功营业，有利可图。”
李光耀站对一个国家未来负责的高度，来考虑社保制度与税收制度。他认识到：“很少人把自己的资产消耗掉。他们都保住甚至扩充他们的资产，只花费来自资产的收入。他们未雨绸缪，要保住资产，将来留给子孙。” 这正是资本积累与社会存续的源动力。
就社保而言，新加坡建立了中央公积金制度。这是涵盖养老、医疗与住房等大宗消费在内的自我保障与家庭保障计划。本质上是强制储蓄，强制每个人为自己、为家庭负责。每个人同父母、同子女之间都有爱，祖父母同孙子女之间也有爱。从家庭看，这种爱是有利于基因绵延与财富传承，也就是说上一代不会牺牲下一代的权益。从全社会看也是如此。
就税收而言，李光耀举例说：“起初我们……向富有者征收重税而制定惩罚性的遗产税率，不过，富有者有很好的税务律师和会计师协助减轻自己的纳税负担。1984年，新加坡的遗产税从最高的6%锐减到5%至1%，视遗产价值多少而定。当富有者发现他们再也不值得逃缴遗产税之后，我们也因此征收到更多的税金。”2008年，新加坡取消遗产税。
到这里，或有人大喊新加坡“不民主”。如果把“民主”定义为民意机构在政治结构中居于核心地位，那新加坡也是“民主”的。要是人民行动党没有赢得足够席次，那也得下野。但无庸否认，自1984年以来，人民行动党基本以六成多的支持率撬动九成多的议席。如何做到的？靠的是以集选区为主、单选区为辅的选区制及组屋按种族比例分配的社区格局。
不妨把李光耀创设的新加坡经济、政治与法律制度称为自由威权主义，基本特征是有法治，有经济自由，但与“民主”之间有张力。从创制的完备性来看，李光耀堪称自由威权第一人。
在经济与社会转型期，民粹主义是国家面临的最大风险。往往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像南美许多国家那样在民选政府/民粹主义与军政府/威权主义之间打摆子，一是像新加坡那样以自由威权打破这个恶性循环，令国家步入先进行列。李光耀的伟大之处就在这里。
李光耀与新加坡证明了亚洲人及华人有自我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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