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海入海，改革立信

桔子水晶酒店CEO吴海摊上大事了。一个多月前，吴海在网上发表了写给总理的5000字公开信：《做企业这么多年，我太憋屈了》，痛陈企业面临艰难的非市场环境：来自基层政府部门的种种不合理监管与潜规则。当时引起了广泛共鸣。

该信的内容很尖锐、很直白。如“企业是个不敢反抗的奴才，公仆是爷不是仆”；“政府管理人员是大太太的孩子，国企是偏房生的，而私营企业则是婊子生的”；“我们行业很怕三节：端午、中秋、春节，那是我们缴纳‘特种税’的时段”……

该信提供了许多鲜活的案例，让人深切感受到：科长与办事员对企业的自由裁量权实在太大了。这又一次印证了柳传志的一句话：一个小科长使坏，都能把企业整个半死。

后来，该信居然惊动了中央。李克强总理、汪洋副总理及国务委员杨晶均做出批示。2015年5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在中南海召开了座谈会，吴海在会上感慨：“第一个没想到总理能收到这封信，第二个没想到总理和国家对基层企业这么重视。”

吴海入海，至少有两点意义。一是说明国务院搞简政放权不是虚应故事。以抓典型的方式立信立威，也是一步好棋。二是在地方层面的公共治理改革完成之前，吴海管的企业因此有了一道强大的护身符。那些想要滋扰橘子水晶的科长与办事员们，事先可得掂量掂量了。别装外宾说这一套不符合法治原则。在当下中国，用权力管住权力既是合理的，也是有效的。

怎么才能让中国天空下的企业都能有这样的护身符呢？那就要把简政放权进行到底，兑现“新两个凡是”，政府归位，把市场的还给市场，把社会的还给社会。简政放权的精髓在于缩减权力、限制权力与规范权力。下文结合吴海的信逐次尝试一下这三个方面。

其一，削减行政审批的改革就是要削减政府的权力。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让“简政放权”齐头并进：“简政”是缩减官僚机构规模，“放权”是通过行政审批改革向市场、社会及地方放权。缩减了多少行政审批，就应计算可以缩减多少工时与人员编制。如果审批减了编制不减，那科长与办事员一定不会自甘成为闲者，一定会千方百计管事抓权。

吴海在信中举了一个例子。要把老旧建筑改造成酒店，理论上只要符合建筑与消防安全，只要工商允许做企业的楼就可以。但在实际操作中，N多部门都抢着管事抓权。每个部门都规定什么样的建筑可以用于商业，本来属于工商部门的事情就变成了每个部门的事情，而每个部门的规定不一样。哪个都是大爷，企业只能战战兢兢，给每个大爷都笑一个。

讲深一层，这里有个食税人/纳税人的逻辑。科长与办事员是食税人，一则要靠财政供养，那是纳税人的钱，二则可以通过管事与抓权设租寻租，推高交易费用，那是社会财富的白白浪费。减少科长与办事员的编制，就一下子减了这两部分成本，让企业有了更大的自由呼吸空间，也给官僚机构管事抓权的倾向来个釜底抽薪：人都没有了，还怎么抓权？

其二，限制行政执法权，原则上尽量把执法权收到警察部门一家。此话怎讲？一个执法部门上门，对企业经营的某些方面行使调查权，随后能根据调查的结果进行处罚与采取强制措施，这一切甚至不需要法官的搜查令或判决。这种执法权其实就是警察权，甚至是警察权+司法权。如果考虑到执法的依据常常是部门规章甚至一个红头文件，那还得加上立法权。

为什么在吴海眼里，几乎每个政府部门都是大爷？就是因为这些部门的科长与办事员在他们的管事范围拥有执法权/警察权，能像警察一样行事。如果原则上警察部门才有执法权，其他政府部门要执法必须通过警察，警察要处分财产等必须要有法官的判决或决定，那科长与办事员也就无法兴风作浪。这就是法治。在法治之下，企业还用怕科长吗？

其实，最了解执法权/警察权泛滥倾向的还是地方政府。有一些地方为了发展经济，对引进的重点企业实行“挂牌保护”，内容如“无县人民政府行政执法介绍信，任何行政执法部门不得进入本企业”。媒体会觉得这破坏政令统一，但这是以权力管住权力的有效之举。

其三，消解自由裁量空间，让权力标准化、程序化。对权力而言，“法无许可皆禁止”才符合法治原则。对此，一个合理的推导是“程序无许可非权力”。现在搞的权力清单不错，但要更进步一步做到：清单上的每一项权力，科长与办事员都只能遵循标准化的程序流程，程序之外没有自由裁量权。

李克强总理倡导互联网+。互联网+政府大有可为。大部分权力都可以计算机程序标准化。吴海或吴海管的企业要办事，只跟App或电脑界面打交道就行了。科长与办事员成了后台人员，就像银行数据中心的员工一样，根本没有机会与企业照面，还怎么寻租？

吴海入海，改革立信。衷心祝愿简政放权与公共治理改革早日成功，从而开启大众创业、万种创业的更大舞台。改革梦，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