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不容易

一篇讲演的反响有多大，得看是谁讲、讲了什么。2015年4月24日，中国财长楼继伟在清华做了“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的讲演，讲了许多大实话。时下，“学者型官员”用多用滥了，就像广东人称人“帅哥靓女”一样，当真你就输了，这是词语的恶性通胀。但楼继伟是成色十足的“学者型官员”，科班出身，长期在财税改革一线，有真知灼见。

网媒在传播这场讲演的新闻时，取了耸人听闻的标题，如“中国有50%以上的可能性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听起来，中国前景灰暗。不过，査“计兮网”上楼继伟演讲全文的速记版，落入停滞陷阱的前提是中国不作出很有作为的调整，但那怎么可能？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从1978年起步。迄今为止，中国是一个成功故事。2014年，中国人均GDP突破7500美元，早已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如果一直停留在这个收入区间上不去，那就意味着很可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所以，楼继伟的最大关注是：中国能否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

楼继伟提出了许多调整的方向，包括但不限于：农业改革，对粮食不要搞全方位补贴，主张适当补贴，以进一步转移农业人口；户籍改革，目前人们最愿意落户的省份还没有放开，打破迁户口的障碍，让转移支付根据人口流动而流动；就业市场，让雇主与雇员自主选择，反对搞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农村建设用地入市；改变社保负激励的现状。

这些主张的内核，是消解对市场的扭曲，增加市场的自由度，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其实就是民粹主义风险。阿根廷曾是发达国家，但1940年代庇隆搞庇隆主义，高举“社会公平”的大纛，大搞经济民族主义及民粹主义，“反帝”、国有化、强化工会特权、大派福利和高筑关税壁垒等，令阿根廷退转为发展中国家。2014年7月，阿根廷又一次债务违约。

在南美，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只有智利等少数国家。南美许多国家都在在民选政府/民粹主义与军政府/威权主义之间打摆子，智利在1970年代、1980年代通过市场化改革打破这个恶性循环，令国家步入先进行列。

从上述南美的经验教训看，楼继伟的主张是有的放矢，且切中肯綮。

南美的经验教训，说到底是市场化改革与民粹主义的分际问题。

市场化改革，就是把激励搞对，让个人的所得与其贡献/能力相一致，让个人自由选择并自负其责。自由不过是自愿的同义词而已。民粹主义则扰乱这样的激励，希望一些人、一个群体的所得超过他们的贡献/能力，希望他们的生活成本与风险由别人来承担，但谁也不是傻子，这事只能强迫别人才能做到。

就拿社保来说吧。社保兹事体大。但智利就敢啃这个硬骨头。1981年，智利进行了社保改革，将现收现支型社保（DB）改为纯个人账户模式（DC），本质上就是个人强制储蓄，个人退休后的养老金与自己工作时的积累完全相关。

许多人批评智利的社保模式缺乏“共济性”，缺乏“风险分担”，但这恰好是智利模式的最大优点。这些人所谓的“共济性”，不过是强迫一些人为另一些人的生活成本与风险埋单，让另一些人的所得超过自己的贡献/能力。“共”是没有的，“济”是单向的。所谓的“风险分担”，不过是你老病死的风险由别人来承担，由别人家的孩子来承担，“分担”也是没有的。

个人账户制的出现，正是因为现收现支那套“共济性”与“风险分担”难以为继了。其实，现收现支制如果只搞财富再分配，那只是相当于对富人的正所得税和对穷人的负所得税（福利），危害还不大。但现收现支制必然搞代际财富再分配，退休者、老年人与上一代的债务被转嫁到工作者、年轻人与下一代，这就成了击鼓传花的游戏。所谓的“共济性”成了下一代“济”上一代，“风险分担”成了下一代“担”上一代的债务与风险。

中国的现行养老社保（与医保）是的小账户、大统筹模式，费率为8%+20%，但实际运行中个人账户亏空非常大，几乎已滑向了纯现收现支制。这就是楼继伟说的“负激励”问题。原因在于现行社保，“老人”没有缴费，“中人”只缴了一部分费，所有的养老（与医疗）负担被压倒了“新人”即工作者身上。怎么改？

有意义的改法有两种。一种是智利模式，纯个人账户，但需要政府拿出老钱偿还巨额的历史负债。另一种是瑞典模式，1990年代才出现，是名义个人账户（NDC）+个人账户（DC）模式，NDC模式在养老金支付上模仿DC，但在融资上与现收现支制是一样的，还是拿工作者的钱养退休者。这种模式学习了个人账户制在激励上的优点。猜一猜，楼继伟钟情哪一种？

说实话，在转型期，要摆脱民粹主义、坚持市场化方向不容易，要把激励搞对不容易。也就是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不容易。这正是楼继伟思考的宝贵之处，也是中国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