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绩考核，不论GDP论什么？

风向似乎真的在变。2014年8月，福建省取消了34个县市GDP考核，占全省84个县市数量的40%；7月，山西省统计局称，山西取消36个国定贫困县GDP和GDP增长率指标，占全省119个县市的30%……

这风来自上面。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随后，中组部下发《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不能仅仅把GDP及增长率作为考核评价政绩的主要指标；对限制开发区域不再考核GDP；选人用人不能简单以GDP及增长率论英雄。

那么，这风会吹向哪儿呢？以GDP论英雄，弊病是激励地方政府与官员深度介入经济，催生了权力主导、债务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以GDP论英雄，可以消解这个弊病。但GDP及其增长率总归是客观可比的指标，替代的一套指标至少也要客观可比才行，否则会产生新的、更大的、意想不到的弊病。

例如，有人说，政绩考核不应单看经济增长，而应看社会全面发展，听起来高大上。不过，（1）许多好心人觉得小升初唯分数论太片面，那就不考试，但为了争夺优质学位，小学生更辛苦了，要拼奥数、才艺啊，还不如考试来得简单呢。考核“社会全面发展”比“经济增长”复杂多了，好比让官员拼奥数与才艺，导致更高的交易费用。（2）如果经济指标的考核权重足够小，那生产性努力有可能让位于分配性努力。世界上最难的是创造财富，世界上最容易的是分配财富，舍此取彼，令阿根廷从发达国家转型为发展中国家。

可取的方向应该是考核地方政府的法治与公共治理能力，这是把“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落到地方层面。既摆脱了以GDP论英雄的种种弊端，又有利于经济增长与财富创造。可以细化为下述指标。

其一，地方债收益率。

可明文允许地方政府举债，但要堵住其通过投融资平台举债的后门，改为只能在金融市场发行债券。这样，就能用地方债收益率来衡量地方政府的法治与公共治理水平。简单说，收益率越低，公共治理水平越高，何解？

（1）投资者最关心自己钱的安全，在购买债券之前，必定要求地方政府公开尽可能多的相关信息：你借钱用于什么地方？你的信用与偿还能力怎样？地方政府为了借到钱，只有尽力披露相关信息。（2）债券分析师会不遗余力挖地方政府的财务信息，出报告供投资者参考。（3）信用评级机构会跟进，对地方政府的信用和每一笔债券进行评级。这样的市场监督比媒体与公众监督有力多了。

投资者与市场认为地方政府及其发行债券的信用等级高，那就愿意接受较低的收益率，否则就会索取较高的风险溢价甚至根本不愿持有。这种游戏规则，会倒逼地方政府之间的制度竞争。为了能借到钱，为了能借到便宜的钱，为了能长久借到便宜的钱，地方政府有动力不断提升公共治理水平。临时突击没有用，市场会看你长期一贯的表现；偶尔懈怠也不行，你的任何相关决策都可能反映到债券的价格上去，都可能影响你的信用。

政绩考核嘛，把所有地方政府的债券收益率从低到高排序，就是一份公共治理能力的名次表，谁优谁劣一目了然。

其二，办事痛苦指数。

就某些需要行政审批与许可的事项，设计一些问题：为了办理这一事项，有没有找关系？有没有给办事人员好处？前后一共花了多少时间？付出了多大的金钱代价？赋予这些问题合适的权重，合成“办事痛苦指数”。对各地的自然人与企业抽取一定数目的样本，分别统计出个人、企业及综合的办事痛苦指数。然后排序就行了。

这个指数可以度量出地方公共治理水平的许多方面：国务院取消与减少行政审批改革在地方的落实情况，地方的创业环境与经营环境，寻租与腐败情况及公务员服务水平……

其三，用脚投票指数。

不同地区之间会有人员流动，是为了追逐更好的经济机会，本质上就是经济移民。一个地方就业机会充足（匮乏），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本地的经济禀赋与公共治理水平。设计“用脚投票指数”，只考察经济移民与移出地、移入地的公共治理水平之间的相关程度。

人口净流出（流入）的地方，一看每年人口流出（流入）的规模与比率，二对移出（移入）的经济移民抽取一定数目的样本，询问：你移出（移入）的地方找工作是纯属拼个人能力，还是需要拼爹拼关系？除了收入考量之外，你还因为哪些原因（度量公共治理的一些选项）移出（移入）这个地区？由此统计出公共治理因素在经济移民动机中占多大的权重。两个指标合成“用脚投票指数”，人口净流出与净流入的地方各有排序。

如果说GDP及其增长率指标是目标管理、结果管理，那么上述三个度量公共治理能力的指标就是过程管理、原因管理，既摆脱前者的种种弊端，又保留了激励财富创造与经济增长的优点，避免落入民粹主义的陷阱，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与公共治理模式向着正确的方向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