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整十整百的嗜好是超越文化的，算普世价值吧？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亦是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一百二十周年。1914年7月28日，为了给被刺皇储“讨回公道”，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王国宣战，席卷欧洲的大战开始了。1894年7月25日，为了独霸朝鲜，日本军舰在朝鲜丰岛海面对中国军舰不宣而战，改变中日国运的战争开始了。

洋人看重整百；传统中国干支纪年，看重60及其倍数。对这两场战争，各种纪念与反思将纷至沓来。本文也应个卯。以谈一战为主，附带提一下甲午战争，谁让一战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命运、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呢？

该从一战中反思什么？可以反思出来的东西太多了：新崛起大国德国对国际秩序的挑战，民族主义与一战爆发，国际秩序崩溃与极端民粹主义的兴起……这些话题均有现实意义。不过这里只想谈论更高大上的“永久和平”。称之为人类梦、地球梦不为过。

1795年，康德写下了一本小册子《论永久和平》，追问“永久和平如何可能”。康德认为，实现永久和平，有三个条件，首要条件为：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是共和制（Republican）的。 请注意，是共和而不是民主。

其一，以权力政治的视角来解析。一战的交战方为协约国与同盟国。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以来的欧洲，是一个多极格局，常见的外交游戏是玩均势，英国的长期策略是“谁强削谁”。不过多级依赖于微妙的平衡，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在19世纪下半叶就逐渐向两极收敛，英法俄成了协约国；德奥成了同盟国。两极一成，全面战争的几率就大了。以此观之，“一战是帝国主义狗咬狗”也有道理。

把这个逻辑推到尽，似乎是说：单极才稳定，才有“永久和平”。反诘马上就来了：谁来当单极的霸主国呢？为了争夺霸主国地位会不会发生战争呢？一旦决出了霸主国，就永远没有觊觎者与挑战者了？甲午战争，何尝不是起于日本企图挑战中国的东亚霸主国地位呢？

无庸否认，只要丛林法则主导国际秩序，任何极都不具有长期的不稳定性。单极要有稳定性，这个“极”就不应该是任何具体国家，而应该指代一套超越丛林法则的抽象制度。这个观点与康德的共和和平论是同构的。

其二，以共和和平论的视角来解析。共和和平论的一个推论是：共和制国家之间不打仗（或打战概率极低），战争主要在专制国家之间或共和制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发生。看一战的协约国主要国家，英国是君主立宪（虚君共和），法国是代议制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后期参战的美国也是共和制，俄国是君主专制。再看同盟国主要国家，德国与奥匈均是有宪法的君主专制，奥斯曼土耳其是君主专制。可见，两个交战集团的政制与上述推论是高度符合的。康德理论的解释力与预测力不是盖的。

不过，对上述推论的理解不能庸俗化。有一种观点说，一战是协约国战胜同盟国，是共和制对专制的胜利；甲午战争是日本战胜中国，是君主立宪对君主专制的胜利。似乎一实行共和制，立马就战无不胜了。其实，一战如果没有美国后期参战，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即使由于美国参战，协约国最终胜了，也是惨胜，协约国军队死、伤与失踪人数均高于同盟国。

共和和平论应理解为：共和制与和平是高度正相关的。地球上共和制国家越多、人口与经济产出比例越高，战争风险也就越低、永久和平的几率也就越高。在这个意义上，一战的参战国大多数为专制国不是偶然的。

什么是共和制？共和不是没有君主，君主立宪也是共和。共和也不是民主。有宪法不一定是共和。国号中有“共和”不一定是共和。共和不神秘，不过是法治与依宪治国而已。法治与依宪治国是一回事。法治是法律的统治，宪法是最高位阶的法律，法治当然也是宪法的统治。说要法治而不要依宪治国，好比说要番茄不要西红柿，是根本不知法治为何物。

法治与依宪治国有利于和平，原因在于：一是法治本身意味着对政府权力的限制，自然也内蕴着对政府战争权力的限制。二是法治的基石是私有产权与市场经济，贸易是帕累托改进，是双赢，在效率上优于零和负和的战争与掠夺，自由经济、自由企业与自由贸易的壮大意味着市场法则对丛林法则的替代。三是共和制的自由国家的联合是国际秩序之锚，这是基于原则与利益的联合，比仅仅基于利益的联合强大得多。

所以，共和和平论不过是说：生产与贸易比掠夺好，私产与市场经济比统制经济好，法治与依宪治国比绝对君主制及其变种好，商业逻辑比丛林法则好。前者有利于和平，后者不利于和平。这不正是人类从两次世界大战中得出的血泪教训吗？

当下的世界并不太平，东乌克兰与西太平洋，也游荡着战争幽灵。不过同是从非洲那一群猴子进化出来的人类，应该有智慧以共赢的方式解决自身的利益分歧，让永久和平的人类梦、地球梦早日大行于这个星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