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奶粉”只是科学问题吗？

这样好吗？北京市科委公布的2014年部门预算中，“安全健康婴幼儿配方乳粉的研究与产业化”的预算高达1077.97万，项目的承担单位是上市公司三元股份。

舆论的反应是可以想见的。无非是说政府补贴扶持企业，一是有公平问题，凭什么用纳税人的钱补贴企业？凭什么补贴这个企业不补贴那个？二是有效率问题，自2008年三聚氰胺奶制品事件以来，政府对奶业与奶企的累计补贴数以百亿计，可补贴出一个有市场号召力与美誉度的伟大企业来了吗？哪一个国外知名配方奶企业是补贴造就的？

上述道理是浅的，老生常谈。不过支持补贴者也可以反诘说：进口洋奶粉贵得不合理，在中国比原产地贵100%太常见了，例如日本和光堂的二段配方奶粉，在日本官网售价1900日圆（116元），但在国内大超市要卖近300元，比日本贵150%。政府扶持国内企业推出“安全健康配方奶粉”，也是打破洋奶粉垄断盘剥、造福国内消费者之举啊。政府立项搞科研有独特的优势。你看，卫星上天了吧？玉兔登月了吧？研发“安全健康配方奶粉”以打造有竞争力的本土奶企，总不会比这些高科技还难吧？

不过，在某种意义上，本土奶企要生产出可与惠氏、雅培与美赞臣等一线洋品牌相比肩的配方奶粉，困难程度可能真比卫星上天与玉兔登月要高一些。此话怎讲？

我们只要提一个正确的问题就行了：国内的新晋爸爸妈妈们，为什么宁愿以全球最贵的价格购买洋奶粉，而不愿意购买价格低廉的本土奶粉呢？这个问题与另一个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其实是同构的：搞长途运输的货车司机与经验丰富的私车车主，为什么宁愿支付成本不菲的通行费选择走高速，而不愿意走免费的国道与普通公路，即便前者的拥挤程度高过后者时也是如此？

先回答后一个问题。高速公路可不仅仅意味着高速与节省时间，更意味着更高的法治与公共治理水平。选择使用封闭的高速公路系统，相对于普通道路而言，一可避免交警的各种乱罚款及潜伏执法、钓鱼执法，二可避免各种哄抢、盗抢与碰瓷，三可避免与行人、摩托车与电瓶车之间的交通事故。这规避了多少风险，节约了多少交易费用！交一笔过路费，既买到了高速路权服务，又买到了更高的法治与公共治理服务，一鱼两吃，太抵了。

现在可以回答前一个问题了。同样地，新晋爸爸妈妈们愿意支付一倍以上的全球最高溢价购买洋奶粉，其实是额外购买了更好的某些服务：原产国对消费者友好的产品质量监管、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司法救济等。毋庸讳言，这些本质上无非是更高的法治与公共治理服务。用国人崇洋媚外或者外企掠夺性定价来解释洋奶粉高价，听起来提气，但谬以千里。

两相一比较，不难发现卫星上天与玉兔登月均为科学问题。理论上可行的科学问题，只要投入足够的钱，吸引足够聪明的大脑，假以时日总能实现技术突破。但国产配方奶粉要具备与一线洋品牌同台竞争的资格，就不仅仅是科学问题了，还是市场问题及法治与公共治理问题。其一，后者不能还原为科学问题，否则逻辑上推到尽头，计划经济就是可行的了；其二，后者也不是简单砸钱就可以搞定的，需要一国上下非常耐心、持久与精细的协同努力。难就难在这里。

不妨把本土奶企试图向一线国际品牌晋级的努力，看成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在奶制品行业的特殊体现。“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之说老套，不过是理解转型升级的一把钥匙。说到底，市场经济水平是法治与公共治理水平的一个函数，成熟发达的市场经济对应着成熟发达的法治与公共治理。中国制造要在全球产业竞合链上攀升，如果没有法治与公共治理能力的提升为底座与支撑，是不可想象的。

缩减、限制与制衡权力，挤压权力尤其是科长们的寻租空间，提供正义高效的司法救济及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提升法治与公共治理水平的措施有很多，最终的指向是降低全社会的交易费用，从而让企业把取悦权力的“分配性努力”转为取悦市场的“生产性努力”。这是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企业手中的资源总是有限的，要同时做到既让科长们开心又让消费者满意是不可能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北京市科委对三元股份的千万补贴，其激励的指向是企业争相取悦政府，搞“分配性努力”，绝非善策。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除了政治含意之外，亦有经济含意：提升法治与公共治理能力，才能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助力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避免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政府要帮企业的心情可以理解，但要想清楚什么是真帮忙，什么是帮倒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