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开放单独二孩。不过，并没有采取社会成本最低的全国统一放开方案，而是让各省份向卫计委上报方案、待审批（一些省份称“备案”）通过后各省份独立实行，实际上就是分批实施。

第一批（2014年第一季度）获准搞单独二孩的有浙江（1月17日）、江西（1月18日）与安徽（1月23日）等，实施时间均为2014年1月；2月实施的为天津（2月14日）与北京（2月21日）等；3月实施的有上海（3月1日）与广西（3月1日）等。

有望2014年上半年实施的省份。湖北：“单独两孩”方案已于1月26日获“备案”通过，“有望在3月份启动实施”。贵州：“拟于今年3月或5月对《贵州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进行修订”，之后再启动实施。黑龙江：“最快将在4月份地方性法规修改通过后实施，最迟也将在上半年5、6月份实施”。河北：“力争今年6月启动实施”。青海：“将于今年上半年落地”……

预计2014年（下半年）或更晚实施的省份。吉林：“相关政策预计在下半年出台”。辽宁：“启动了《辽宁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程序，年内完成修订工作”……

分批实施的可能逻辑

这样分批实施单独二孩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有学者根据不完全统计的公开信息，把原因归结到地方政府的意愿与执行力上，这显然是不对的。

例如，对比一下广东与广西。其一，广东有强烈的意愿。2011年，时任广东省计生委主任张枫不止一次透露，已向国家提出单独二孩试点的申请。这事后来没有了下文。2013年12月，广东省卫计委主任陈元胜表示，“力争（广东）成为第一批实施的省份”，且广东是提交申请第一批实施的省份之一。其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广东的总和生育率（一个地区育龄妇女终生平均生育子女的个数）为1.0644，比全国1.1811还要低；广西是1.78975，为内地所有省份中最高。但目前第一批实施的名单中有广西，但没有广东。这个现象，用地方意愿的差别无法解释，用六普得出的总和生育率差别也无法解释。

事实上，各省份要实施单独二孩，要走的省内程序不是问题，最为关键的是需要国家卫计委批准上报方案。这个程序，有省份称为“审批”，也有省份称为“备案”，但实际上当然是审批，而不是备案，后者只是告知，并不需要批准。所以，这个“排排坐，吃果果”的分批实施过程，主导方应不在各省份，而在国家卫计委。

接下来要考察的是这样分批实施的依据。如果以2010年六普的总和生育率数据作为主要的决策依据，那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中国实施（一胎化）计划生育的底线是全国总和生育率不能低于1.8。2007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称：“全国总和生育率在未来30年应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六普全国总和生育率为1.1811，最高的广西也低于1.8，这意味着如果以六普为决策依据，应该全国一揽子松动计生政策，或单独二孩或全面二孩或自主生育。

第二种，暂时忘了目标总和生育率1.8这回事，那就应根据六普各省份总和生育率数据由低到高逐次放开单独二孩。第一批放开的应包括北京（总和生育率0.7067）、上海（0.73665）、辽宁（0.7409）、黑龙江（0.7514）、吉林（0.76）与天津（0.9128）等，这些不仅低于1.1811的全国平均水平，甚至还低于1。实际第一批放开包括了三个直辖市，但不包括东三省。而且，实际第一批放开的还包括了浙江（1.01705）、江西（1.3851）、安徽（1.48155）与广西（1.78975），想要第一批放开而不得的广东（1.0644），则与浙江在同一生育率水平。

这就足以说明，2010年六普数据至少不是上面分批放开单独二孩主要与直接的依据。上面分批实施的考虑，亦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没有特别考虑，对各省份提上来的方案，觉得理据比较充足的就先准了，觉得需要补充材料或调整方案的则打回重来。第二种，有特别的考虑，是根据内部认定的对总和生育率的修正数据分批推进这里，就不妄加推测更具体的可能了。这两种均有可能造成目前分批实施单独二孩的情形。可以想见，无论哪一种，应该均有避免一揽子放开带来所谓“生育高峰”而推高总和生育率的考虑。

六普：最可靠的决策依据

必须强调一点，就是全国性人口普查数据的权威性。本文援引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正是基于这一点。中国与美国等其他国家一样，每十年全国人口普查一次，涉及大量的参数值（人口总数、总和生育率与教育程度等），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与物力，历时长久，代价巨大。

用统计学的话语说，人口普查本质上是对总体（Population）的调查，而非抽样调查（Sampling）。抽样调查得来的数据是总体的一个样本（Sample）。既然是样本，就有可能有系统偏差，就有置信水平与置信区间相对关系的问题。在置信水平不变的条件下，样本量越多，置信区间就越窄，即总体某个参数值（如总和生育率）取值范围就越小、精度就越高；在置信区间不变的情况下，样本量越多，置信水平就越高，即总体某个参数值落在该置信区间的概率就越高。由此，不难得出结论，样本量增长到总体的数量一样多时，求得的总体参数值是最可靠、最精确的。这就是相对于对人口的抽样调查及学者的推理研究而言，十年一度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什么是最权威的原因所在。

当然，既然是人口普查入户调查，会有瞒报漏报重复报等问题。但其一，这是抽样调查一样会面临的问题。其二，政府在搞人口普查前，也有激励如实申报的措施，例如2000年五普前，国务院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通知，规定不得将各户普查登记资料作为征收计划外生育费的依据等。2010年六普前，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2010）30号文件规定：对其中未申报户口的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出生人口，要准予登记，不得将登记情况作为行政管理和处罚的依据。

由此，很难相信，全国人口普查有大量人口瞒报，从而令普查得来的总和生育率数据彻底失真。2000年五普与2010年六普得出的全国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22与1.18。有学者的“研究”认为2000年前后若干年中国总和生育率有1.8。如果这个数字是在假设了大比例瞒报的基础上修正出来的，那就意味着中国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阶段均超生0.58（1.8-1.22）个孩子。也就是说，每（不到）两个家庭就有一家超生一个孩子，这可能吗？

亦有学者把六普的1.18修正为1.6，稍微谦虚了些。但也意味着中国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阶段均超生0.42（1.6-1.18）个孩子。也就是说，每五个家庭即有两家各超生一个孩子，听起来仍然匪夷所思。以个人的“研究”来修正全国人口普查，就好比古时候有一位酸秀才为死了丈母娘的邻居代写诔文，就从书上抄了一篇悼念岳父的，邻居责备他写错了，他说：“文章没有错，是你家死错人了。”

一言以蔽之，五普与六普关于中国总和生育率的数据非常靠谱，两者可以相互印证，也为别的数据来源所证实，应当成为人口政策调整的主要与直接依据。根据《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2011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04。韩国2009年总和生育率仍仅为1.19，自称“连续第二年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不过在这事上不好意思了，韩国很难抢了中国的席次。值得一提的是，韩国已为本国的超低生育率愁得不行了，但在采取了种种鼓励生育的措施之后仍然效果不彰。

搞单独二孩：未见生育潮

在考察了分批放开单独二孩的可能逻辑后，我们有必要观察一下第一批放开省份的实施情况。就以第一个实施单独二孩的浙江省为例。

2010年六普浙江省总和生育率只有1.01705，为全国第七低，仅排在三个直辖市与东三省后面；2014年1月17日全省放开单独二孩。而且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得非常宽松，规定：只要单独夫妇中一方为浙江省户籍的，即能享受单独二孩政策；在1月17日前单独夫妇违规生育两孩的，如果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还没有送达的，在6月30日之前补办手续，就可以通过特事特办享受新政策。那么，浙江单独夫妇出现生育井喷了吗？答案是否定的。

自1月17日至2月28日，浙江省共受理12552份再次生育申请，其中已经获得批准的有7713例。我们以这个数字估算一下单独二孩政策对浙江总和生育率的影响。42天有12552例再次生育，同样的比例下，2014年全年就是67030例。这个数字应该是高估的，因为生育意愿强的单独夫妇，有更大的概率率先申请抢早班车，甚至有在正式政策出台之前就怀孕的。例如，截至3月11日，杭州江干区有505对夫妇提出单独二孩申请，395对获得批准，获批的夫妇中有236对已怀孕。另外，再次生育中亦有双独二孩的。不过姑且假定2014年浙江有6.703万例单独二孩。

这里简介一下总和生育率的算法。某年某地区的总和生育率（TFR，Total Fertility Rate）是把该年该地区的育龄妇女（15-49岁）各年龄组出生率（Age-Specific Birth Rate，某一年某年龄组每1000名妇女生育的孩子个数）加总而得。这35年（49-15）一般以每五年均分为七等份。例如，2010年六普全国育龄妇女七个年龄组出生率依次为5.93‰（15-19岁）、69.47‰（20-24岁）、84.08‰（25-29岁）、 45.84‰（30-34岁）、18.71‰（35-39岁）、7.51‰（40-44岁）与4.68‰（45-49岁）。那么，2010年全国总和生育率的计算公式为：（5.93+69.47+84.08+45.84+18.7+7.51+4.68）×5/1000＝1.1811。5是组距，所以分子要乘以5。

现在算浙江2014年新增6.703万例单独二孩对该省总和生育率的影响。根据2010年六普，浙江全省常住人口为5442.69万人，其中女性人口为2646.12万人。考虑到妇女育龄是35年，大约占中国预期寿命的一半，不妨假定浙江省育龄妇女为全省女性人口的一半，即1223.6万人。则2014浙年江额外增加的总和生育率ΔTFR＝6.703*35/1223.6＝0.19173。把这个增量加到2010六普浙江总和生育率1.01705之上，2014年浙江的总和生育率也不过1.20878，这样的数字在韩国已被视为国家危机与民族危机了。

再看一下浙江省最早试点单独二孩的舟山市。舟山自2013年11月19日起实施，比浙江全省要早两个月。据统计，自实施以来3个月时间，舟山申领准生证的不到300人。同样的比例下2014年全年就是1200。根据2010年六普，舟山常住人口为112.13万人，其中女性人口为53.29万人。同样假设舟山育龄妇女为全市女性人口的一半，即26.645万人。那2014年舟山额外增加的总和生育率ΔTFR＝0.12×35/26.645＝0.15763，这比浙江全省的数字还要低一些。

以六普大约只有1的总和生育率，浙江人口老龄化很严重。2012年，浙江全省60岁及以上的户籍老年人口占比为17.87%；舟山更严重，达20.32%。当一个地区60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10%，或65岁老人达到总人口的7%，即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显然，目前实施的单独二孩，不足以化解浙江与舟山不利的倒金字塔人口结构（及相应的严重老龄化社会）。这个结论可以类推到全国。

结语

不过，即使进一步调整人口政策，如立即实行全面二孩，或自主生育，或学发达国家普遍实行的鼓励生育政策，亦不足以（短时间内）改变目前已经成型的倒金字塔人口结构。人口政策的效应有滞后性。三十年不发作，一发作三十年。在实行了整一代人的生育管制之后，超低生育率造成的人口结构冲击波正一轮轮袭来。

第一波：1995年全国小学招生人数为2531.81万人，2005年减至1671.74万人，十年间减少了34%。第二波：自2009年以来，高校报名人数逐年下降，一些三流高校率先破产在所难免。第三波：自2011年以来，劳动人口绝对数量步入了下降通道；40岁以下农民工占劳动人口的比重，由2008年的70%下降到2012年的59.3%，短短四年下降近11个百分点。

第四波将是人口抚养比相变时刻的到来。所谓人口红利，是说人口抚养比低，吃养老金纯粹消耗财富的少，创造财富的工作者多，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统筹型社保支付均利好。但当人口抚养比高到一定程度，红利将变成赤字。目前偏社会统筹的养老社保与医保，本质上是下一代对上一代、工作者对退休者及年轻人对老年人的转移支付。

当前中国总和生育率只有1.2左右，放开单独二孩也只能增加到1.4左右，这不仅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也低于公认的超低生育率1.5。2.1是维持下一代人口与上一代数量上持平所必需的，是许多发达国家鼓励生育要达到的目标；1.5则是敲响了人口结构危机的警钟。如果下一代人口只是上一代的60%或70%，人口规模代际呈指数级衰减，倒金字塔人口结构的冲击波必定一轮轮袭来，释放出惊人的破坏性能量。日本自1970年代以来生育率持续低于世代更替水平，1990年代以来的长期不景并非偶然，安倍搞大放水搞超级凯恩斯主义也无济于事。

总而言之，调整人口政策是至关重要的，但寄希望于通过调整人口政策、提高生育率来应对老龄化社会，是缓不济急的。如果继续实行偏社会统筹的养老社保与医保，延迟退休金领取将不可避免。如果改行新加坡式自负其责的养老个人账户，切断代际财富再分配，或能缓冲乃至阻断人口结构冲击波的威力，长远看亦有望令经济“安以动之徐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