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腕反腐治标，公共治理改革治本
现在谁敢低估“老虎苍蝇一起打”这七个字的份量呢？据统计，从十八大到2013年年末的一年多时间内，已有17位副部级及以上的高官落马，其中1位被降了职级，16位被断了政治生命。仅仅2013年12月，这个级别的“大老虎”就被抓了4位；最新的一位是中央政法委系统的公安部前副部长李东升，这充分说明铁腕反腐的态势仍在加强中，未来有更多更大的老虎被擒亦为未可知。新领导层的勇气与决心于此可见一斑。
或有人说，抓再大的老虎也是治标。问题是，人家也没说只治标不治本，治标本身也不妨碍治本。2013年初，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说了，反腐败要标本兼治，当前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
这思路在理，就像有人得了高血压，吃降压药是治标，改变生活方式是治本。但降压药总不能停吧？否则后果很严重，可能就脑溢血了，根本就等不到以健康生活方式令血压趋向正常的那一天。
就反腐如何治本而言，“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是共识。强大不受制约的权力才是名副其实的大老虎。一旦把这只大老虎驯服并关进笼子，以后就没有那么多大领导被关进监狱了，这才是真心爱惜与挽救领导干部之举。如何把权力关进笼子，合适的次序应为（1）让权力最小化；（2）对权力的内部制衡与司法监督；（3）对权力的市场监督与公众监督。
从经济学观点看，腐败可分为两种。第一种：由于权力对经济与社会的过多干预与过度管制，如对行业准入与项目上马设置行政审批与许可等，企业家为了获得正常的经营权利而不得给与官员种种好处。在这种情况下，官员在收受贿赂后给企业放行反而是“次优”；如果官员公事公办，像道德圣人那样行事，企业就有可能失去投资机会或错失最佳的投资时机而损失惨重。
第二种：企业向官员游说与贿赂，是为了谋求不正当的利益，如高价拿下公共工程或政府采购项目，把本企业制定的标准通过政府强行推广为行业标准及大型国企鼓动政府搞进出口配额然后自己拿大头等，这些行为要么令纳税人的权益受损、要么让弱势的中小民企在竞争中更加不利。在这种情况下，官员收受贿赂后给企业办事损害效率与公平，是最坏的。
简单说，在权力不受制约的前提下，官员腐败如果是令企业免受权力伤害，那就是有效率的，如果是助企业谋得非法利益，那就是无效率的。严惩腐败官员必然是一刀切的，不可能根据经济效率的原则区别对待。所幸，这两种腐败有共同的前提，即强大不受制约的权力。对治这两种腐败的最优策略是一致的：让权力最小化。
让权力最小化，无非是兑现“新两个凡是”，让权力退出市场领域与社会领域，让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这是最有决定意义的公共治理改革。目前搞得如火如荼的削减行政审批改革，是政府主动革自己的命。不过，上海自贸区首倡的“负面清单”是法无禁止皆可为，是从零往上加，比做减法的行政审批改革更具革命性。2013年12月，佛山南海已跟进了上海自贸区这一做法。
在权力最小化之后，再对权力进行内部制衡与司法监督（包括但不限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勾画的纪委监察系统与司法系统趋向垂直管理）、让公共治理法治化，以避免权力腐败，这相当于先把大老虎变成小老虎再将其关进笼子里，比直接把大老虎关进笼子里要容易得多。更何况，权力最小化本身意味着市场力量与社会力量对权力的制衡机制，这两种外部力量的制衡比权力的内部制衡要有效得多。
如果想要直接把大老虎关进笼子里，即在保持强大权力的同时实现对权力的有效内部制衡与司法监督，那未必是一桩幸事。致力于生产性努力的企业再也不能通过贿赂官员绕过不当的干预与管制；大病致力于分配性努力的利益集团可以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如保护民族产业、维护公共利益、实现社会公平等）通过合法游说民意代表谋求特殊利益，这些都必然既损害效率，又损害公平。
对权力的市场监督值得一提。
让地方政府直接发债势在必行，一是便于中央政府监管，以后再也不需要兴师动众搞大规模债务摸底了，二是资本市场直接监督是连续的、实时的，地方政府出台了一个错误的政策可能影响其未来的财务状况，债券分析师就有可能调低其债务与政府信用评级，这会导致该地方政府融资成本上升甚至根本借不到钱，而不待下注错误无法挽回再发现。如果地方政府直接发债才能搞基建，那鬼城在筹划阶段就会被市场否决。
市场监督的动力与专业性比公众监督还要强，因为投资者是花自己的钱购买政府债券，就必然关心地方政府的财务状况、偿还能力、治理水平与信用等级，所以会关切地方政府每一个相关的政策。涉及地方政府的任何相关信息都会实时反映到债券价格上。如果所有地方政府都只能直接发债融资，那我们看债券收益率就知道其公共治理水平与法治水平了。地方政府公共治理与法治的成色更高，就能以更低的成本从市场上融资，其债券收益率就更低。
一言以蔽之，反腐败真是“复杂系统工程”，抓腐败官员是治标，缩小权力、限制权力与监督权力的公共治理改革才是治本，合起来就是“标本兼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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