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有所养，怎么养？(方案二)

对老有所养的疑虑又一次牵动人心。日前，清华大学养老改革体制方案的主要参与者杨燕绥提出方案：男女还是该什么时候退休就什么退休，但养老金领取时间推迟到65周岁，退休到领养老金的这段时间就自己养活自己吧。许多人反诘：凭什么？

其实，这个方案比几个月前戴相龙建议统一延长退休年龄至65周岁要客气多了。前者只不过让你少领5至10年的养老金；后者意味着你既要多缴这么多年的社保税，又要少领这么多年的养老金。但两个方案同样的问题是政府有违约的嫌疑。理论上，只要政府可以不断延迟领取养老金的年龄，现行社保将永远没有破产的问题；不过，这样搞的话，“老有所养”的承诺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照理说，没有道理这么快就要延迟领取养老金啊。要知道，中国从1997年才搞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社保的，中国雇员与雇主总计28%的缴费率，那是与欧洲高福利国家相当的，怎么才十来年就有点玩不下去了？原因之一在于国企员工的养老负担被推向了社会，不仅把雇主缴费给社会统筹了，还令个人账户2011年出现了2.22万亿的空账。

但无论如何，为了确保我们老有所养，中国现行养老保障是到了改革的节点上了。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强制养老制度西欧模式的内生性危机。西欧模式普遍采用，所有人的缴费进入同一个池子，搞大锅饭。吃大锅饭，总是先拿勺子的占便宜，还在排队的人吃亏。退休者不仅吃光自己当年的积累，还要吃一部分现在工作者的钱。这是击鼓传花。

简单说，西欧模式的最大问题在于代际财富再分配，本质上是上一代侵夺下一代，退休者侵夺工作者，活着的人侵夺尚未出生的人。意味着宏观上资源向上一代转移，上一代借债超前消费，由下一代埋单。问题是：资源向下一代转移，是大多数时期人类社会的传统甚至动物世界的通例，天道是也。如果不能确保资源稳定地向下一代转移，基因怎么绵延？

反过来，资源向上一代转移，必然会削弱下一代生养孩子的投资能力，宏观上就会压低生育率。西欧与日本1970年代以来生育率稳定在2.1的世代更替水平之下，现在西欧的生育率1.4左右，日本1.3左右，都是低于1.5超低生育率，商业社会令生育成本上升是一个原因，西欧模式对生育率的内在压低是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可见，西欧模式有内生不稳定性：刚开始工作者多、退休者少、人口抚养比有利时能玩得转；但当超低生育率导致老龄化加速、人口抚养比不利时就麻烦大了。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22，2010年六普为1.18，低过西欧与日本。意味着如果中国的养老保障如果搞西欧模式，即使剥离国企退休员工的养老负担，也会很快玩不下去。

至于现在热议的“以房养老”，现在已经退休或即将退休的人可以考虑作为自己养老金的补充来源，但现在年富力强的人将来是指望不上的。道理在于房子及任何资产，是对商品与服务的索取权。首先这些商品与服务得有人生产出来吧？在超低生育率之下，中国的人工将越来越昂贵，服务与人工投入多的商品也会越来越昂贵。有评论说对老人的医护服务应纳入“政府必须承担的养老事业范畴”，纯属幻想，原因即在于此。当大多数人都指望“以房养老”时，这房子就不值钱了，养不了大家的老。

当然，为了圆老有所养的梦，办法还是有的。中国现在的强制养老是混合模式，社会统筹那块类似西欧模式，个人账户那块类似新加坡模式。新加坡模式即所谓“中央公积金制度”，雇员与雇主的缴费都进入个人账户，本质上是一种强制储蓄与投资，政府确保这些钱保值增值。这是一种自负其责的方式。政府强制你为自己长远打算，那些年轻时吃光用光、将来把养老负担转嫁给社会的行为就受到了遏制。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说，要最迟在2020年做实个人账户，这意味着中国的强制社保至少不会倒向必然成问题的西欧模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向新加坡模式过渡也是可行的。国企员工的养老负担可以视为转轨成本，用“全民所有”的国资来埋单也合适，现在工作者被社会统筹掉的那部分应属向工作者暂借的性质。截至2011年底，全国国有资产净值（不含金融资产）为29.17万亿，完全有能力把这个历史欠帐补上。这样，雇主20%的缴费也将最终充实到个人账户去，现在的年轻人也不用担心自己当冤大头、将来老无所依。

新加坡模式的本质是强制你自负其责，但总有一些弱势群体不能自食其力、需要社会的照顾，社会不管也说不过去。这样的情况也被考虑到了。新加坡政府还有一个公共辅助养老金计划，对象是贫困的老年人。盖任何强制养老，当且仅当一小部分人向社会转嫁养老负担是可能的。

一言以蔽之，中国政府手里有许多资源，只要改对了方向，老有所养有何难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