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费用看世界，产权界定最重要

哲人其萎。2013年9月2日，罗纳德·科斯与世长辞，享年102岁有奇。这样的高寿似乎不是偶然。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以长寿著称，如开山祖师爷奈特活了87岁，弗里德曼活了94岁。盖经济学到了融会贯通的境界，世事洞明，不再患得患失，把我整个儿放下，复归于婴孩，想要不长寿都难。

科斯是位大牛。对大部分经济学家来说，是他们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科斯是一个例外，1991年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赢得了科斯。科斯是少有的具有基础原创性思想的学者，凭着几篇不长的文章，开创了新的研究范式，以交易费用观察世事，扩展了经济学的解释力和研究范围，将组织、合约、产权与制度等囊括了进来。

科斯是英国人，去美国后在芝加哥大学旁听了奈特几节课，自己有了想法，写了《企业的本质》一文，1937年发表，是年27岁。科斯提了一个天真的问题：为什么许多人宁愿加入公司、在别人的指令与监督下工作，而不是自我雇佣、彼此再以合约相连呢？即企业（权威）为什么代替了市场（价格机制）？

科斯的解释是为了节约某些类型的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因为价格机制也是有运行成本的。例如，如果消费者要为对最终产品有贡献的每个生产要素或最终产品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分别付款，而不是为一个单独的最终产品付款，交易费用可能高到令交易根本进行不下去。

交易费用这个词听起来平淡无奇，却酝酿着一场观念上的革命。之前的经济学假设市场运行无交易费用，如同牛顿定律假设物体在没有外力作用下将永远静止或做匀速直线运动。但现实世界有摩擦力，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必须把交易费用加进来。

值得一提的是，交易费用并不是如字面理解的那样，有交易才有的费用，必须将其理解为制度费用（Institutional Cost），即组织、合约与制度的运行与变更所付出的代价，例如文革中大家要花大量的时间唱语录歌、跳忠字舞，这是政治运动中的生存之道，没有任何产出，也不涉及任何市场交易，但仍是交易费用，或称制度费用。

或有人说，交易费用有什么用吗？真的有用。新制度经济学说，一个社会的交易费用下降一些，财富的创造就会呈指数级上升。改革开放有力证明了这一点。从阶级斗争转为经济建设，令交易费用急剧下降：一是民众不再被迫参与无产出的政治运动；二是社会信任度逐步上升、社会资本得以修复。由此带来财富大增长。不看别的，单看国有资产增值，1978年国资总额为6849亿，2010年全国非金融类国企净资产即达到40.64万亿！

循着交易费用的思路，科斯扼住了产权的咽喉。1960年，《社会成本问题发表》。你养的牛跑入邻居家的地里吃麦子，令邻居蒙受损失，就是所谓的社会成本问题或外部性。在科斯之前，有人大喊市场又失灵了，政府快来向你征税（庇古税）。

科斯的解释独辟蹊径。你将麦田分成相等的小块。如果邻居有麦子不受损害的权利，只要牛吃麦子长肉增值高过麦子损失，你可以向邻居购买吃麦子的权利，让牛一直吃到增值与麦子损失相等的那一小块麦田为止了。反过来，如果你有让牛吃邻居麦子的权利，在牛吃麦子增值超过麦子损失时，邻居就听任之，但当看到牛吃到增值将要低过麦子损失的那小块麦田，邻居就会向你购买其余麦田不让牛吃的权利。两种情况下，牛吃小块麦田的数目即栏杆设置的边界是一样的。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科斯定理：在交易费用可忽略不计的情况下，不管产权谁属，只要产权有清晰界定，市场交易总能令资源达到最优配置。所以，所谓外部性不过是因为界定与保护产权的成本（交易费用是也）高到市场交易无以进行而已，本质上是一个产权与交易费用的问题，不是什么市场失灵，号召政府干预和征税真是走偏了。

或有说人，科斯定理有什么用吗？真的有用。科斯定理的一个紧致版本说：对权利的清晰界定是市场交易的本质前提。即市场价高者得的竞争准则，内在要求私有产权的游戏规则。这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基本学理。所谓计划经济，是以等级界定权利；所谓市场经济，是以资产界定权利。改革开放前，农民、工人与干部是基本的身份差别，直到1980年代初期，县团级及以上才有资格坐飞机。现在谁愿意出钱就可以坐。

当规则从“认人不认钱”转向“认钱不认人”，大家的激励方向为之丕变：从汲汲于往上爬成为人上人，转为汲汲于致富为社会提供有价值的物品与服务。前者是分配性努力，令财富与租金消散，是白白的浪费。后者是生产性努力。这样的转变之下，等级与特权造成的不平等也就逐步趋于消失。因为钱是你为社会提供物品与服务的度量，且只有钱是无差别的，部长与农民工的一百块钱在市场面前购买力是一样的，这才是趋于权利平等的不竭动力。

科斯热爱中国，一直关心与跟进中国的改革。他的最后一本书为《变革中国》，以其专业视角来理解与解释中国的经济转型历程，认为中国政府在经济大转型中最大的贡献是逐步从经济活动中撤离。这不就是“新两个凡是”吗？

安息，科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