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政策调整的节点来了

人口政策的风向在变。日前，国家卫计委印发《“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实施计划》，有“要完善生育政策，适时出台调整方案”的措辞，让人遐想不已。

再联想到此前被热议的若干事件：2011年11月湖南涟源市怀孕超过7个月被强制引产的龚起凤，2013年6月被诊断为精神分裂；河南驻马店西平县拟强征5亿社会抚养费以充实财政预算， 2013年7月有两个孩子的王茹萍因缴不起而悬梁自尽……这些事件已不再敏感，能公开讨论，本身就有付之公论的意味。

毋庸讳言，中国正处在人口政策调整的节点上。1980年，《中共中央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一封公开信》中说：“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确实是时候了！

经过后30年改革开放的洗礼与市场经济的浸淫，国人的认识逐渐向下述常识收敛：人口与经济系统是复杂系统，不是精密机器（简单系统），不适用工程师思维。市场经济兴旺与计划经济衰微的深层次原因即在于此。

一些社会工程师囿于计划经济思维，前后提出过中国最适人口3亿说、5亿说和7亿说等，实为理性的僭妄，请拿这个去说服1.2亿人口的日本吧，人家国土狭窄、资源贫乏、人口密度远远高于中国却为少子化担忧不已。于今我们知道，13.4人口的大市场才是中国最大的竞争力，有多么人吃喝拉撒保底，只要政治与政策上不出大的纰漏，中国经济再坏能坏到哪里去？

应该拿来说事的是人口结构。在一胎化政策之下，典型的家庭结构是四二一。反应到宏观层面，就表现为倒金字塔的人口结构，下一代人口相对于上一代呈指数衰减。自1991年以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个妇女终生生育的子女个数）稳定地居于超低水平。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为1.22，2010年六普时为1.18。

这样的超低生育率引发了剧烈的人口结构冲击波。第一波：1995年全国小学与招生人数分别为66.87万所与2531.81万人，2005年这两个数字分别减少到36.62万所与1671.74万人，十年间分别减少了45.2%与34.0%。第二波：自2009年以来，高校报名人数逐年下降，一些三流高校率先破产在所难免。第三波：自2011年以来，劳动人口呈下降趋势；40岁以下农民工占劳动人口的比重，由2008年的70%下降到2012年的59.3%，短短四年下降了近11个百分点。

第四波将是人口抚养比相变的到来。所谓人口红利，是说人口抚养比低，只吃饭者尤其是吃别人饭的人少，工作者多，对经济发展和社保支付均利好。但当人口抚养比高到一定程度，红利将变成赤字。

所以，从实质上说，为了中国经济的未来起见，为了社保的可持续支付（应当做实个人账户，并适时改为自己给自己养老的新加坡模式）起见，是要从速调整人口政策了。

此外，市场秩序的扩张过程，亦是个人权利意识觉醒的过程。从程序上说，再用超越于法律并缺乏现实必要的强制手段，一是破坏了法治秩序，二是也只能起反效果。在上述意义上，人口政策调整，回归人权及回归公共服务是在所必行的。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必须站在历史与民族的高度看待这一问题。自1970年代以来，西欧与日本生育率稳定地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一些国家甚至陷入了低于1.5的超低生育率，这个事实需要对这些国家1990年代以来的经济衰退负相当甚至主要的责任（参见南方周末6月27日31版大参考《超低生育率：西方文明的真正危机》）。人口问题有滞后性，三十年不发作，一发作三十年。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面临的危机更为严重。大家都要认真思考中华民族的未来。

现在提出的方案有很多种，如先行放开单独二胎、一次性放开二胎及自主生育等。2012年10月，官方背景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了《中国发展报告2011/12：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报告。报告六普数据为基础，主张到2015年放开二胎、2020年左右自主生育及2026年之后鼓励生育。是一个较为保守的方案，有较大可能被推行。

或有人担忧调整后出现“生育扎堆”。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育龄与非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1.73个与1.46个，生育意愿低得惊人。由于生育成本高企等因素，实际生育率还会低。不管采用哪一种方案，如果能使中国妇女生育率稳定在1.5左右，那就谢天谢地了。

事实上，对相关机构与职能的调整在进行中。2013年3月，国家计生委被拆分，“研究拟定人口发展战略职能、规划及人口政策职能”这一块，被并入国家发改委；主体部分“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职能”，被并入新成立的国家卫计委。

把研究拟定人口政策与实际执行拆分开来，一是有助于独立客观的研究，为人口政策调整提供科学依据。过去20多年来，“主流人口学家”罔顾人口普查的客观数据，一直宣称中国有1.8的生育率，干扰国家政策调整，从反面印证了独立客观研究的必要性。

二是有助于在人口政策调整以后实际执行向公共服务的回归，这是给计生人员找出路。例如2003年中国取消强制婚检以来，新生儿缺陷率逐年上升，是否有恢复强制婚检的必要？自由不是免费的，在自负其责的文化还没有全面恢复的当下，更多的缺陷新生儿可能意味着更重的社会负担。

接下来，就是在人口政策如何调整上，在全民讨论的基础上，凝聚全民共识。这关乎这个文明古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