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化解社会戾气？ 

行暴戾之事者层出不穷，令这个社会蒙上了一层暴戾之气。这几个月，在公众视野中有两朵尚未绽放的蓓蕾被摧残：2013年7月23日，北京，韩磊当街摔死了2岁女童；3月4日，长春，周喜军盗车杀婴。更有赤裸裸反社会：6月7日，厦门，陈水总公交纵火，造成47人死亡、34人受伤。令人长思：这些人怎么了？这个社会怎么了？

每当发生残杀儿童或杀害大量无辜民众的恶性事件，许多人都执着地探寻单个事件背后的原因与模式，试图通过还原施害者的生活以找到确定性的因果关系。这种思维模式，本质上是物理性的，只适用于简单系统，如只要我们知道一个物体运动的初始状态，那我们可以根据牛顿定律推知其在任何时刻的运动状态。如果强行用到随机系统，就方枘圆凿了。

有几个人会像韩磊那样与一位母亲因停车起了争执摔死她的孩子呢？有几个盗贼会像周喜军那样把谋财的活罪升级为杀婴的死罪呢？有几个（自认）冤屈者会像陈水总那样因想改多两岁、早领社保受挫而把无明业火烧向公交车上不设防的无辜民众呢？

这些事件没法单个孤立地理解，从单个事件总结出来的“深层次原因”大多不靠谱，最好断了分别找规律的念头，但其归总起来可以理解的，整体上会呈现统计规律。陈水总大量杀害平民亦是恐怖主义，恐怖袭击的遇害人数呈幂律分布，即发生规模越大，概率越低。

是的，反社会及个人恐怖主义行为，本质上是小概率随机事件。小概率意味着要预先防范堪比大海捞针，你很难根据实施者的身份特征来加以甄别，例如恐怖袭击中某个宗教群体占比极高，但这个宗教群体搞恐怖袭击的人还是微乎其微的，据此怎么甄别？而且，恐怖袭击个人的实施成本极低，造成的社会伤害极大，这种不对称性进一步增加了防范的难度。把菜刀下架了人家就不能用斧头了吗？谁能把制成炸药的原材料全部有效管制起来呢？

在这个意义上，任何社会，法治再昌明的社会，都不可能杜绝残忍尤其是无脑的残忍。简单说，疯子哪个社会都有。

难道社会就无法保卫自己了吗？对这类残忍尤其是有脑的残忍还是有招儿的。一是形成不同情与同声谴责的舆论。那些大量屠杀平民、制造更多更大的悲剧，以争取社会对其个人悲剧关注与同情的人，有任何值得同情之处吗？你（自称）受到伤害能成为你伤害无辜者、“报复社会”的充分理由吗？那些无辜的陌生人何曾伤害过你？“社会”何曾对不起过你？这样的残忍根本不是为了恢复自己被损害的权利与尊严，而是侵害了别人的生命与自由；根本不是什么私力救济或弱者复仇，而是恐怖主义与反社会。

二是大开公力救济尤其是司法救济的方便之门，令有脑的残忍没有必要。为了保卫自己的生命、自由与财产而同态复仇、私力救济是自然权利。但私力救济是自我求证、自我执法，报复容易超过合理限度和殃及无辜，令社会处于暴戾之中。现代社会以统一的正当法律程序取而代之，提供第三方取证与实施的标准化正义。但如果公力救济不彰，私力救济就会接管，社会戾气指数就会上升。

目前，许多人对司法救济渠道的信心不足，由此导致信访的火爆。2013年5月，中纪委官员表示严禁到来访接待场所和公共场所拦截正常上访者。可以断想，在这一禁令之下，现在去国家信访办、国办与中办等中直机构上访者会指数级暴增，如何应付得过来？且信访是补充性的行政救济渠道，绝非长久之道，因此还得从夯实司法救济的方向做功。

但改进司法体系不可能短时间内收功效，或许我们可从增加司法服务的竞争入手。有学者建议设巡回法院。如果能把目前大量投入信访及维稳的公共资源，打造一个巡回法院体系，巡回法院由最高法直接派出、经费由中央政府直接拨付，那冤屈者就多了一个司法救济渠道。在巡回法院与地方法院对案件管辖的竞争之下，两类法院的审判质量均会上升。英国普通法能成其大，国王的法庭、领主的法庭与教会法庭之间的竞争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话说回来，中国是一个转型社会，某些社会戾气是我们必须承受的代价。杀儿童的韩磊与周喜军分别生于1974年与1964年，公交纵火的陈水总生于1954年，大规模杀害儿童的始作俑者郑民生生于1968年。这些人生于前三十年，大多为50后与60后。他们成长于计划经济与阶级斗争年代，物质匮乏，教育缺失，道德感及对陌生人的信任度低。或许等到80后与90后全面接管这个社会后，在法治昌明之下，社会戾气就成了过眼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