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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应该成为自治组织

科学院,怎么办才好?

 

日前,中科院躺着也中枪。事情缘起为:清华大学前几年引进的生物学家施一公,被选上了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人家看中了他在研究细胞凋亡等方面的“科学成就”,觉得他凭这个就有资格和其他两千人一块儿玩。

美国科学院在是林肯时代成立的,初衷是林肯希望政府能够得到一些独立顾问科学上的专业意见。虽然政府和国会扮演了助产士的角色,但这个组织是一个私人非盈利机构,没有行政级别,其运作靠会员科学家自治,有点像美国大学的各种兄弟会。入会有标准,就看候选人有没有原创性贡献。其成员,被国人翻译成“院士”,其实不过是会员(Member)而已,这年头谁钱包里没有几张会员卡呀。

在这个意义上,谁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都只不过是小众话题。但有中国记者采访美国科学院新闻办,问:成了美国科学院院士的施一公之前落选中科院院士,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人家答:“这个问题你需要去问中国科学院。”

这样的问答,分明是要把中科院往火上烤啊。不过,我觉得中科院可以理直气壮地强调两点。

第一,请施一公耐心一点。古鸟类专家周忠和2010年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2011年就当选为中科院院士了。“墙外开花墙内香”没什么不妥。有了美国科学院的院士头衔,再当中科院院士才能服众嘛。而且,有美国科学院把关,中科院一部分院士的质量才有保障嘛。

第二,饶毅和施一公等人2011年落选中科院院士,在程序上并没什么瑕疵。根据《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院士不是指定的,是选举的,并且实行差额无记名投票,“获得赞同票不少于投票人数2/3的候选人,按本学部应选名额,根据得票数依次当选。”简单说,他们就是票数不够,能怪谁哉!

必须强调的是:把中科院与美国科学院放到一块比较,那是犯了望文生义的错误。中科院是正部级单位,根据《中国科学院章程》,院长、副院长是政府任命的,都是正部级领导。就是普通院士,也享受副部级官员的乘车与医疗待遇,医疗证是蓝色封皮的;个个都拿国务院津贴,钱虽不多,但这荣誉多尊贵啊,让人肃然起敬。

有了中科院院士的学术身份,各种利益也就如影随形地来了。面临什么博士点申请啊,国家重点实验室验收啊,重大课题申请啊,有个院士在那儿一摆,高校及科研机构就有了底气。要论证上马什么项目啊,有个院士在那儿一摆,地方政府手中就多了一张王牌。所以,不奇怪为什么高校、科研机构和地方政府为了吸引院士落户,纷纷开出了优厚的薪水、安家条件和工作条件。他们甚至不需要院士做出什么实际的科技贡献,凤凰肯来筑巢就行。

不夸张地讲,没有哪个国家的顶级科学家能享受到中科院院士那样的顶级学术权力和利益。院士意味着丰厚的经济租金,谁不怦然心动啊。所以,每次中科院院士增选,一些人和一些机构,各种拼关系拼资源拼人脉私下的合纵连横非常有看头。

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要有投票权的人坚持学术标准至上,岂不是太强人所难了吗?你认为对种游戏规则适应性更强是纯粹科学家还是学官学阀呢?2009年,中国科学院新增的35名院士中,8成是高校及科研机构的现任官员。

不过,不要怀疑政府把科学搞上去的决心和诚意。这些年来中国科研经费每年都是20%以上的增幅。“千人计划”等诸多从海外挖人的项目是不惜重金,给在国外工作的华裔科学家开出远远高于当地的优渥条件,施一公就是其中的一个。李嘉诚和教育部合作搞了一个长江学者计划,各地就依葫芦画瓢搞出了湘江学者、闽江学者和珠江学者等计划。

但是,砸再多的钱也掩盖不了科研激励机制上的短板。施一公和饶毅在2010年《科学》撰写的社论中,直指皇帝没有穿新装:“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做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因为“他们主宰了经费申请指南制定的全过程”。

该文章呼吁:“借助于研究经费增长的态势和日益强烈的打破有害成规的意愿,现在正是中国建设健康科研文化的时刻。一个简单但重要的起点是基于学术优劣,而不是靠关系,来分配所有的新经费。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新文化能够而且应该成为一种新系统的顶梁柱,它将培育而不再浪费中国的创新潜力。”

健康科研文化,只能在建立在健康科研激励机制的基础上。擒贼先擒王,我们不妨从先改革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开始。很简单,就是去权力化,取消一切行政级别,让中科院真正成为纯粹科学家的自治组织。只有这样,学术标准至上才能扎扎实实地回归。在这个意义上,饶毅在2011年落选后表示以后不再竞选中科院院士,未尝不是明智的选择。

当有一天,大家发现中科院院士没什么利益,也许就会出现像物理学家费曼连续五年要求辞去院士头衔那样的纯粹科学家,那时候的中国也许会在科学上把美国甩出两条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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