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看看这话的上下文。楼继伟认为，在财税改革的节点上，中国有三条路可选。一条是以高税收搞高福利，“这种模式不大可持续”；一条是以财政赤字搞高福利，最终要以通涨来平衡，“结果低收入人群和地区会更为困难”，因此两条均是“歧途”与“不归之路”。

他推崇走“包容性增长”之路：“争取使每个人都能根据自身的条件获得发展的机会，通过自身的努力得到发展，享受发展的成果；国家适当的提取财政收入，实施适当的再分配政策，主要是创造公平的发展机会，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这是否决了高福利之路，只搞适当税收和适当福利。那么他是认为现在的税率是合适的，还是暗示会适当减税呢？有待观察。

这是帮穷人不帮懒人的语境，强调对民生投入守住底线，所谓底线是：“基本需要”和“财政可持续”，不能承诺过多。搞福利，这样的思路无有不妥啊！非此，不足以帮到真正的穷人，不足以长久帮到穷人。

有人挖苦“穷人懒人说”：人还没吃胖呢就想着怎么减肥了，等胖了再说不迟吧。比喻总是蹩脚的。个人可选择一直保持健康匀称的身材（不容易），也大可选择一直胖下去（容易），还可选择胖了再减肥（困难）。就财税而言，国家可选择低税收低福利（不容易），也大可走高税收高福利之路（容易），但福利是易发难收的，高福利要改回去，难于上青天。

中国不是没有这方面的教训。想想朱镕基时代国企改革是何等艰难。为了收回政府对国企员工隐含承诺的终身雇佣和子女接班特权（民企外企可没有），全民付出极大代价。买断工龄，那是政府把法理上全民所有的财产按工龄长短分给了遣散的国企员工。养老保障，那是现在的工作者以相当于欧洲高福利国家的社保税水平养活着退休国企员工。特权本是福利，一小撮人受益，全体纳税人买单。再走老路，再搞类似的大包大揽，纳税人受得了吗？

从国际经验看，搞高福利是需要本钱的。德国有汽车、电子原件和机械制造等优势产业，工业能力雄厚，常年保持贸易顺差；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地广人稀，自然资源丰富，这些国家搞高福利，一段时间内都承受得起。但像希腊这样没有本钱的国家霸王硬上弓，只能以债务危机狼狈收场。好比企业待遇，Google承受得起高工资福利，每天20%时间让员工爱干嘛干嘛，死亡员工的配偶还可领十年福利，但你要把这一套强加给富士康，人家肯定受不了，马上得关张。中国主要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有比较优势，现在同样没有本钱搞高福利。

阿根廷的教训值得玩味。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有个段子，说地球上有四类国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日本（突然变成发达国家了）和阿根廷（突然变成发展中国家了）。在20世纪初，阿根廷和美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都吸纳了大量欧洲移民，欣欣向荣。当时阿根廷梦和美国梦一样真，一样比太阳更光。直到1930年之前，阿根廷仍是世界排名前十的富国。

后来阿根廷推出种种反市场的措施，庇隆主义更是以社会正义、帮到穷人为卖点，大搞政治与经济民族主义及民粹主义，国有化、强化工会特权、大派福利和高筑关税壁垒等。1950年，阿根廷人均收入为前宗主国西班牙的两倍；1975年，情况倒了过来，一来一去相差四倍。

如何变成百万富翁？白手起家难，但如果你是千万富翁，持有无锡尚德的股票耐心一点就做到了。如何变成中等收入国家？从欠发达国家起步难，但学阿根廷，从发达国家自由落地，轻轻松松可达到。阿根廷这样帮到了穷人吗？不仅坑了穷人，还坑了整个国家。

想要把穷人和懒人一起帮归根结底是个财政问题，听起来很美，但从哪里找钱？过往财政收入动辄每年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率已然过往，2013年一二月中央财政收入增长仅1.6%，财政收入是按现价计算的，意味着减去通涨后的真实收入是下降的。钱不还够花呢。2013年中国拟安排财政赤字1.2万亿，同比增50%。

在现行财税分配结构下，想要增福利，必然要增税。直接征税？在经济不景之际，你嫌企业的负担还不够重？嫌边际税率最高达45%的个税不够高？借债？那是未来的税，那是用明天换今天，祸及子孙后代。搞通涨？那是隐性的普遍征税，2013年1月广义货币M2已达99.2万亿人民币，现在过百万亿没有悬念，通涨压力和系统风险已经很高了，再搞下去后果很严重。

回到帮穷人不帮懒人的话题，除了搞基本福利外，还可以用国企红利与股权充实社保，用外储收回一些超发的人民币和对吃财政饭的裁汰冗员等，这些都可以有，而且必须有。只有这样，才能长久帮到真正的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