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丛林式的国际关系思维

其他条件不变，当中国周边拥有核武器和核能力的国家越来越多，目前已不少于五个，中国的安全是增进了还是削弱了？当世界上加入核俱乐部的国家越来越多，全球安全是增进了还是削弱了？答案不难想见。当各国为了增进各自安全而纷纷发展核能力，就会事与愿违，全球安全反而会削弱，这就是所谓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

安全困境是囚徒困境在军事领域的表现。所有的国家都是理性的，每个国家都会这样盘算：如果假想敌不发展核武器，那我发展就会让我有相对优势；如果假想敌发展，那我不发展就会让我有相对劣势，那么无论假想敌发展与否，我都得发展。不过当所有的国家都这样想时，大家的安全境况都恶化了。

安全困境的成立有赖于“假想敌”概念，背后是一种丛林式的国际关系思维，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利益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国际关系是我之所得即你之所失的“零和游戏”，军事乃是最高级的国际政治。

从历史看，丛林思维的盛行与15至17世纪欧洲民族国家和绝对君主制度的兴起是同步的。1643至1715年在位的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就是一位利用战争抓权的高手，共发动了四次大规模国际战争，在位近一半的时间都处在与别国交战的状态中，因为战时体制之下，以民族代言人自居的君主可以低成本地汲取民财与扩张权力，确立和巩固中央集权；如果在国际战争中胜利了，还可以开疆拓土，威名远播。

不过，人类历史并非单线程的。几乎与法国路易十四完成中央集权的同时，英国确立了约束君主权力的宪政制度，这可归结为英国优越的地缘经济条件催生了发达的国际贸易，又进一步催生了完备的产权与市场制度。古典自由主义滥觞于英国岂是偶然的？既然人类财富增长的真实机制是自由企业、自由市场与自由贸易，那么协调不同个人、企业甚至国家的利益机制就应该是非暴力的博弈及自愿互利的交换，贸易才是最高级的国际政治，互利式的国际关系思维也就应运而生。

丛林思维和互利思维反映了不同的经济思维，一种相信掠夺可以致富，另一种认为生产与贸易才可以致富。世人好谈“大国的兴衰”，但大国与大国不一样。西班牙曾是世界霸主，大半个南美一度都是其殖民地，但其衰也忽焉。它从南美掠夺了大量贵金属，输入本国后导致的是物价飞涨，“价格革命”。继起的英国则兴旺了几百年，这是因为英国逐步接受了自由贸易立国的原则，不管别国关税税率多少，英国单方面降低关税，结果英国出类拔萃，一跃成为“日不落帝国”。

我们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类历史在进步呢？那不过是说，认识到生产与贸易比掠夺好，市场经济比统制经济好，宪政与法治比绝对君主制及其变种好，互利思维比丛林思维好，有这样认识的国家，不仅自己变得更安全，也令其他国家更安全；有这样认识的国家越多，全球安全的程度也就更高。

二战挑起方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和军国主义日本，都是权力强大到既能给与你一切、也能剥夺你一切的统制经济国家，其丛林思维指导下的行为令自己安全了吗？令周边国家安全了吗？当年，资源匮乏的日本为了得到菲律宾的橡胶和印尼的石油等“战略物资”而扩大侵略战争、致使生灵涂炭。现在资源同样匮乏的日本则致力于开发人力资源，与各国贸易互通有无，再也不用担心“某某战略物资安全”，因为它已知道让人有钱赚的供给是最安全的供给。

一国进口别国的粮食就是进口别国土地的替代。你进口了别国的大量粮食，等价于别国租让了大片国土供你生产粮食。现在，为了确保“粮食安全”，既不再需要出兵占领别国的领土，也不需要把自己的国土悉数种上粮食，只要按照自己的比较优势生产出能满足别人需要的的产品就行了。生产和贸易实在比掠夺成本低多了。

过去，中国搞计划经济，闭关锁国，认为“战争与革命是时代的主题”，向东南亚输出革命，甚至在1972年的中美上海公报上都写上中国单方面的声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现在，中国搞市场经济，改革开放，认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军队要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向全世界输出中国商品，加入WTO，GDP跃居世界第二，民丰物阜。

哪一个中国令自己更安全？哪一个令世界更安全？考虑到中国的国土、人口与经济规模，这种观念上的变化，乃是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

希望那些仍抱着丛林思维的国家和个人，能认识到和学习中国及现代国家的成功故事中所包含的观念革命。观念的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一个更安全的世界首先诞生于每一个人的头脑中。